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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统某投资（该公司在基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与安徽安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某控股”）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设立苏州安某统某富邦投资中心（合伙企业，以下简称“统某富邦”），发行“某1号”私募基金，为安徽省粮某食品（集团）公司（以下简称“粮某集团”，系安某控股大股东）及其下属公司投资的项目提供资金支持。统某投资为统某富邦合伙人，管理基金投资运营，郭某担任统某富邦执行事务合伙人代表。
2015年3月至7月，安徽亚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亚某”）及胡某波等8名自然人认购“某1号”基金份额，成为统某富邦合伙人，投资金额共计人民币2735万元。上述资金转入统某富邦在银行设立的基金募集专用账户后，被告人郭某未按照《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和“某1号”合同的约定设立共管账户、履行投资决策程序，而是违反约定的资金用途，擅自将其中2285万余元资金陆续从统某富邦账户转入其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代表的另一私募基金“统某恒既”账户，而后将120万余元用于归还该私募基金到期投资者，2165万余元转入郭某个人账户和实际控制的其他账户，至案发未归还。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11日作出（2017）皖0104刑初255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郭某犯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责令退赔被害单位统某富邦全部经济损失。宣判后，被告人郭某提出上诉。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1日作出（2018）皖01刑终47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之一是：私募基金有合伙制、公司制、契约制等多种形式，挪用资金罪的认定要区分不同的被挪用单位；焦点问题之二是：全面把握挪用私募基金资金犯罪的特点和证明标准，准确认定案件事实。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采用合伙制、公司制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和投资人共同成立合伙企业、公司发行私募基金，投资人通过认购基金份额成为合伙企业、公司的合伙人、股东，私募基金管理人作为合伙人、股东负责基金投资运营，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挪用私募基金资金的，实际挪用的是合伙企业、公司的资金，因该工作人员同时具有合伙企业或者公司工作人员的身份，属于挪用“本单位资金”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采用契约制的，私募基金管理人与投资人签订合同，受托为投资人管理资金、投资运营，双方不成立新的经营实体，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挪用私募基金资金的，实际挪用的是私募基金管理人代为管理的资金。从侵害法益看，无论是“单位所有”还是“单位管理”的财产，挪用行为均直接侵害了单位财产权（间接侵害了投资人财产权），属于挪用“本单位资金”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本案中，统某投资、安某控股、安徽亚某及8名自然人均为统某富邦合伙人，被告人郭某利用担任合伙人代表的职务便利，挪用统某富邦资金归个人使用、超过三个月未归还，构成挪用资金罪。
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全面把握挪用私募基金资金犯罪的特点和证明标准，准确认定案件事实。私募基金具有专业性强、不公开运营的特点，负责基金管理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实施的犯罪隐蔽性强，常以管理人职责权限、项目运营需要等理由进行辩解，侦查取证和指控证明的难度较大。司法办案中，应当全面把握私募基金的特点和挪用资金罪的证明方法，重点注意以下几点：一是通过收集管理人职责、委托授权内容、投资决策程序等证据，证明是否存在利用职务便利，不经决策程序，擅自挪用资金的行为；二是通过收集私募基金投资项目、托管账户和可疑账户关系、资金往来等证据，证明是否超出投资项目约定，将受委托管理的资金挪为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三是通过收集行为人同时管理的其他私募基金项目、账户、资金往来以及投资经营情况等证据，证明是否存在个人管理的项目间资金互相拆解挪用、进行营利活动的情形，对于为避免承担个人责任或者收取管理费用等谋取个人利益的目的而挪用资金供其他项目使用的，应当认定为“归个人使用”。故法院依法作出如上裁判。
私募基金有合伙制、公司制、契约制等多种形式，挪用资金罪的认定要区分不同的被挪用单位的资金性质，全面把握挪用私募基金资金犯罪的特点和证明标准，准确认定案件事实，依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一审：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2017）皖0104刑初255号刑事判决（2018年5月11日）
二审：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皖01刑终477号刑事裁定（2018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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