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语出（唐）刘昚虚《阙题》。深柳掩映下的清净书堂，最是读书人向往的治学之所。由是，我们用“深柳堂”来命名《新闻与传播研究》论文推介栏目,以期让同好慢慢品读，细细体味。
本栏目期待能够成为学者们田野归来坐而论道的一方宝地，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切之，磋之；也欢迎各位读者向作者提出问题，琢之，磨之;我们会精选问题予以回应，奖之，励之。
新闻业的形成经历了楔入既有信息传播系统并逐步成型的漫长过程。近年来，关于当前新闻业危机与未来的讨论，常常忽略了历史的视角和危机表象下的深层动因。具体来看，16-19世纪的近代早期新闻业是书籍传播圈的“闯入者”，其生成正是信息传播结构变动的结果。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19世纪以来的现代新闻业凭借诸多结构性要素的建构与运用，逐步形成信息传播格局中举足轻重、由“开放”走向“封闭”的传播系统。21世纪以来，信息传播格局的重组，使得传统新闻业的“封闭系统”被打破，也使其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日渐弱化，此前形成的稳态、可持续的结构化再生产模式遭遇重创，这是当前传统新闻业危机的深层根源所在。传统新闻业必须立足结构化再生产乏力的现实，才能真正找到破解结构化危机的路径。
近年来，关于新闻业危机的探讨比较常见。研究者多将“未来”与“危机”联系在一起，思考未来常从危机谈起。例如，泽利泽（Zelizer B.）组织的专题论文就从“当今新闻业面临的挑战”切入，探讨如何应对并摆脱此种困境。具体而言，学术界关于新闻业危机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二个方面：第一，将新闻媒体的经济状况和从业者人数作为行业盛衰的重要指标，如知名新闻学者唐尼（Downie,L. Jr.）和舒德森（Schudson M.）就以此观察新闻业运行状况。数据表明，美国报业广告收入2015年达到490亿美元，2016年降为180多亿美元。这一数据2017年再降为164亿美元，2018年则低至143亿美元。从业人数也大幅下滑，从2004年到2018年，美国报纸从业者减少了47%；从2000年到2015年，美国新闻记者总人数下降了三分之一，而且数量还在持续减少。在中国，虽没有翔实数据说明新闻业走势，但“离职”、“退出”、“身份转换”等成为关键性描述话语和持续探讨的论题。还有研究认为持续多年的“职业怀旧”其实是“新闻业转型或危机话语的一部分”。第二，关注新闻业在社会中角色功能的下滑，如欧美学术界有众多学者探讨了新闻业在民主社会的作用日渐式微及其令人沮丧现状之成因。
对其“危机”原因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如下三方面：第一，与将经济指标下滑、从业人员减少作为新闻业危机体现相关，研究者常将新闻业危机归结为经济因素和市场困境。有研究者指出，美国新闻业的危机与“市场”有一定关联。还有研究者认为，危机归因中，有“技术和经济决定论”的“化约主义”倾向。第二，技术诱因。层出不穷的信息生产、传播技术对新闻业造成很大影响，“媒体行业已被新技术严重扰乱”，“新闻业的危机根源于不断变化的技术环境”，“随着博客、社交网络、在线新闻等的激增，危机迅速加剧”。第三，职业与观念危机。研究者认为，早在20世纪90年代，新闻业就在“经历一场良心危机”，进而在社会上引发了信任危机，“记者比过去更不受信任和尊重。在信任度方面，记者与被他们拉低支持率的政客并列”。“新闻机构无法履行公共服务职能，不能全面、准确、公正地报道新闻，从而导致公信力下降，引发公众对新闻体制的信心丧失和信任危机。”然而，危机面前，“一些出版商更多地考虑和投资于如何出版，而不是出版什么”，无疑更进一步加剧了公众的信任危机。
既有研究中，传媒经济、传播技术与职业理念，成为探讨新闻业危机与未来的三要素。从现实看，通过经验数据，这些研究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新闻业面临的困境，自有其价值。但有两个方面的缺失值得关注：第一，缺乏历史的视角。詹姆斯·凯瑞（James Carey）认为，如同医生对医学史知之甚少、律师对法律史语焉不详，新闻记者对新闻史也常常漠不关心。其实，不仅记者，新闻学研究者也常将“新闻史”人为缩短。即使偶尔有学者探讨新闻业“危机”或“未来”时注意到新闻史视角的重要性，也仅讨论到20世纪初期的美国新闻业而已。这就使得相关研究缺乏深远的历史视阈，不能对新闻业的危机与未来给予全面考察。第二，对新闻传播活动、新闻业危机缺少结构化理论的视野。在探讨危机时，有研究者注意到“结构”问题，认为新闻业的糟糕状况并非“来自道德败坏或缺乏才干的记者，而是来自一种结构，这种结构使此种新闻业成为其自身运作的结果”，来自新闻业“商业性体系的结构性不稳定”。当下新闻机构为摆脱困境，“需要更多地与受众接触”，由此出现了“新的结构性”因素。但这些研究提及的仅是“结构”一词，对于究竟是何种“结构”、“结构”如何形成并作用于新闻业则语焉不详。
由于上述缺失，既有研究描述了新闻业危机特征的表象，却并未揭开造成当下新闻业困局的深层原因。本文拟从历史的视角，以结构化理论为分析框架，探讨造成传统新闻业危机的内在动因。试图解决如下问题：第一，从历史视角，考察现代新闻业的“史前史”和“形成史”。从此角度看，新闻活动、近代早期新闻业是闯入“书籍传播圈”的新的传播力量 。第二，从“结构-行动者”辩证关系入手，思考当下传统新闻业面临困境与危机的内在原因。当初以“局外人”身份闯入“书籍圈”进而“独立成业”形成相对封闭传播系统的传统新闻业，如今面临彼时“书籍圈”相仿的情况。从信息结构的视角看，当下新的新闻业态（新新闻业），从某种程度上正在“重演”近代早期新闻业的“闯入行为”；这种“闯入”，打破了既有的封闭式传播结构，再造了传播系统，使人类的新闻传播活动形成新格局。
如果说，一个行业是指有一定规模的从业者、一定产业属性的话，欧洲近代早期新闻业显然自16世纪就存在了。有研究者曾指出，“各种形式的新闻业有着悠久的史前史，至少可追溯到17世纪及以前的小册子、公报和期刊的出版”，至少在1650年之前，手写新闻信已具有与印刷材料相若的影响力，并开始“制度化”，成为一个小规模产业。从历史发生的角度考察，近代早期新闻业是书籍传播圈的“闯入者”，其生成正是信息传播结构变动的结果。
16世纪之前，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书籍的生产与传播是在相对封闭的信息传播系统中进行的。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是个体或者集团拥有和运用权力、维系社会分层并保持权威地位的重要手段之一。书籍生产主要掌握在统治阶层手中，古埃及如此，古希腊和古罗马依然如此。从物质文化角度看，书籍加工使用的材料非常昂贵，远非一般民众所能负担。“纸莎草纸的制作工艺非常复杂，价格高昂，比现在最优质的纸张也要贵得多。”为了竞争，托勒密禁止莎草纸出口帕加马，导致帕加马最终发明并使用了羊皮纸。无论是莎草纸，还是皮纸，均价格不菲，这就使得作为知识载体的书籍与掌握政治权力的统治阶层合二为一。在图书的流通传播环节亦如此。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最为知名的两大图书馆（同时也是学术研究机构和书籍编辑出版机构）亚历山大图书馆和帕加马图书馆由托勒密王朝和帕加马王朝举全国之力筹建，能够进入并使用图书馆的俱是政治文化精英。
基督教兴起后，教会系统成为与世俗政权并列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世俗政权，进而垄断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强大力量。在欧洲社会，基督教兴起尤其是成为罗马国教后，形成了一个全新的知识传播网络：它不是国家，却形似国家，跨越了疆域，整合了社会，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最终形塑了整个社会的知识传播结构。基督教对知识传播的控制是通过教会的修道院书写体系建立的：“帕格姆大约于325年在上埃及建立了第一个有组织有规章的教会。……尽管这些‘荒原神父’的物质生活非常匮乏，书籍在他们的住所并不缺少，有些僧侣也做抄写工作。” “修道制度后来传播至西方，早期宗教机构成为知识策源地，每一修道院均有一图书馆。”之所以说修道院书籍体系是一个全新的知识网络，在于它改变了知识内容，垄断了知识生产：“识文断字的能力，不管是对于一个以《圣经》为经典的宗教来说，还是对作为罗马帝国灭亡后诸王国管理者的教会来说，都是必须的，所以它现在几乎成了教会的专利。”在这个垄断性的知识生产体系的运作下，古典时期的很多文献，除少量得以保存外，绝大部分在这个全新的封闭的知识生产过程中不是消失在历史烟尘中，就是被束之高阁。旧经典的消失，显然与阅读市场的变化密不可分：“古典文明在西方的终结……大致在公元450年至650年之间。……这些书的传统读者——罗马元老阶层——在两个世纪的时间里不断萎缩，并将自己转变成神职人员。”换言之，教会系统的建立，不仅未能打破相对封闭化的传播体系，反而进一步缩小了知识生产的范围，世俗王权时代的世俗化知识日益被摒除在教会传统体系之外，大部分典籍被埋没。
16世纪之前的传播活动，无论是世俗化之前的王权统治时期，还是基督教兴起之后世俗政权与教会体系系统共存在的时代，以书籍为媒介的传播活动，其知识的生产者来自精英阶层，知识的接受者亦来自同一群体，这从亚历山大图书馆和帕加马图书馆对统治精英之外群体的排斥即可见一斑；而教会体系形成后，修道院的缮写室和图书馆又成为新型的知识生产和传播机构，但它们也不向普通民众开放。特别是，他们垄断了书籍的生产和传播，书籍的生产者主体、阅读主体从其内部产生并受其约束，书籍生产的物质资料、知识传播的关键环节，也俱在其操控之下。由此可见，中世纪及以前的欧洲主流传播活动是近乎封闭的传播体系。从结构化理论的视角看，传播结构、社会实践与行动者，三者之间关系密切，传播结构始终在行动者的行动和社会实践中起作用，同时，行动者及其社会实践又在传播结构的约束之下，实现传播结构的再生产。从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在上述封闭的传播体系运作过程中，封闭传播结构中隐含着权力运作，行动者又通过权力运作维系传播结构的封闭化，这是以一种高度“集控化”的传播体系，传播资源、传播过程、传播效应均高度可控，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千余年间，世俗王权和教会体系及构成二者的社会精英阶层始终主导着知识传播的时空结构和走向，同时也使自身及其传播网络得以维系。
关于新闻，有“事实说”、“报道说”与“信息说”之分。“事实说”流传较广，与“报道”联系在一起，已暗含新闻记者参与其中的组织化传播意味，因此与新闻业密不可分。事实上，人类的新闻传播活动由来已久，“新闻是信息的传播，它是在人类的生产劳动实践中产生的”，“新闻传播与人类社会同时共生”，信息是“客观存在的，于人们有用的知识”，“从根本上说，新闻是一种信息”。考察人类传播史，“信息说”似乎更符合新闻传播的原本状态。有研究者就认为，“‘事实说’与‘报道说’都是既合理又不完善的新闻定义”，“信息说”“明确了新闻的属概念”，“科学地揭示了新闻的一般本质，相对于事实说和报道说而言，是一种巨大的历史进步”。从这个角度看，近代早期新闻业出现之前，至少存在三种形态的新闻网络。
首先是政治化的“社交新闻”传播网络。这种新闻传播网络，与16世纪前的书籍传播圈有较大重合，厕身其间通过书信这种“社交媒体”进行新闻传播活动的主体是政府官员和教会人士，很多时候，这些“新闻人”既是新闻的生产者，又是新闻的接受者，一定程度上类似于当下的“新闻产-消者”。古罗马时期，以书信方式通过社交关系网传播、接受新闻司空见惯。政治家西塞罗（Marcus Cicero）、塞内加（Lucius Seneca）等，就是依靠这种方式了解各种政治新闻。其他政治人物被贬往远离首都的边境，也都通过此方式获取新闻，对首都的风吹草动了如指掌。在教会系统，存在同样的新闻获取网络。直到15世纪之前，网络化的新闻活动一直是“政治精英的特权”，有关政治变动、王国外交、宗教事务乃至社会突发事件（如民众起义、瘟疫等），成为“社交新闻”中的常有内容，政治人物、外交使节、遍及欧洲大陆枢纽城市的教会人士等精英，组成了这个相对封闭的新闻网络。
其次是商业信息新闻网络。商业信息新闻网络的形成，与中世纪城市发展和商人阶层形成密不可分。在欧洲，从11世纪到12世纪末，王侯和领主“开始兴建新的城市”，聚集了众多无地青壮年，“人口增长必定也对商业产生影响。自11世纪起商业进入复兴时期”，“10世纪时在西部欧洲重新形成一个专业商人的阶级，它的发展开始时非常缓慢，在下一个世纪……发展逐步增快”。商业活动增加，商人阶层扩大，使商业新闻成为社会必需。“除了外交，商业是最依赖远方新闻的行业。……有些商人团体自己投资兴建快递或邮递服务，请世界各地代理人兼任通信员，实际上已经建立了专属的手抄新闻体系。”值得一提的是，此类商业手抄新闻，除少数有一定趣味性外，大部分是商业财经信息，简单而直接，一般读者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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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两种信息传播网络均有较强的封闭性。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曾指出，“从14世纪开始，古代商人间的信件来往已经演变成为一种带有职业性质的沟通系统”，但是，“商人们所需要的是一个能够保守商业秘密的信息系统，而市政管理机构和宫廷需要的则是一种能够保守统治秘密的信息系统。两者都无意于把信息公之于众”。职业化特征初显，封闭性面貌依旧，使上述两种新闻传播活动距离新闻业的形成尚有一段距离。
再次是面向公众的近代早期新闻信息网络。事实上，作为商品的新闻（如上述的商业新闻）在印刷术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只是印刷术出现之后，社会对新闻的需求更加旺盛，新闻活动更加复杂，参与群体更加普遍，继而引发近代早期新闻业的出现。依服务对象的不同，近代早期新闻业又有两种形态。第一种是服务于特权阶层的“定制新闻”——政治化“社交新闻”传播网络的延伸和扩充。由于战争、商业、宗教冲突等事件增多，原本互惠免费的私人新闻网络已不能满足特权阶层的需求，突破原本封闭的传播体系，从更广泛渠道获取新闻成为必然选择。这种具有商业盈利色彩的新闻活动，看重新闻提供者的信誉和社会声望（与私人新闻网络看重信息提供者身份相似），力图使自己获取的新闻线年，为意大利政要提供服务的乔瓦尼·波利（Giovanni Poli）就是这样的手抄新闻供应商，1605年开始从事手抄新闻业务的约翰·卡洛斯（Johann Caralus）也是精英们信赖的新闻提供者。这是典型的“划定新闻边界”的行为，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欧美新闻业尤其是美国新闻从业者自觉的“边界”追求极为相似，只不过追求“划界”的主体有所差异而已。从商业角度看，这种新闻很快成为“欧洲精英信息市场的基石”，其服务对象“都是来自统治阶层或商业阶层的有权有势的人”。此类新闻价格不菲，提供者获利空间很大。第二种是面向普通民众、趣味性强的普通新闻。这种普通新闻有两种形式，一是“新闻纸”［有Avviso（《通讯》）、Gazetta（《格塞塔》）等不同形式］。相对而言，Avviso提供的新闻更可靠，也更受权力阶层青睐，而Gazetta上的新闻则五花八门，可信度不高。但后者却拥有比前者更大的市场空间和更多的阅读群体。二是新闻小册子（news pamphlets）。与新闻纸缺乏普通读者不同，新闻小册子关注的是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称之为“热点时刻”的危机事故——灾难事件、农民起义，特别是战争新闻，其报道颇为详尽、精彩。换言之，这是一种“讲故事”的报道模式。从当时致力于此类新闻采集、制作与传播的从业者行为看，其运作方式已相当“现代”，爱森斯坦（Elizabeth L. Eisenstein）就认为：“如今新闻记者使用的许多手法在伊拉斯谟的时代就已经有人尝试了。”
近代早期新闻业的新闻供应商群体极为复杂，它是书商、新闻记者、格拉布街写手等出身不同社会阶层的新闻“生产—传播”的集合体。值得注意的是，在特殊时刻拥有广泛读者的新闻小册子大都是书商所为。这类新闻小册子，形式上不是新闻纸，实质上却与现代新闻最为相近。它能产生意想不到的社会影响，促成阅读公众的产生，在于它是一种对书籍尤其是印刷书这种大众媒体的成功“模仿”——恰如塔尔德（Jean Tarde）所言：“最基本的‘模仿律’之一是，新发明越是像社会中业已被模仿与制度化的旧发明，就越可能被社会模仿”，“越接近最先进技术属性的发明，就越可能被社会模仿”。此外，书商的新闻小册子出版行为更具民间性和市场取向，这种“来自下层的竞争，是职业逐步向客户需求靠拢”，获得社会中下层人士的青睐。若将新闻小册子创造的信息环境看作一种媒介域的话，它的确是“已有做法和新工具相互妥协的结果”，而且以其特定的信息传播方式嵌入到当时的“技术网络”（印刷传统网络）中。与书商群体密不可分的是新闻记者。早期新闻记者群体的出现，是近代早期新闻业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标志。有研究发现，16世纪末，西班牙书商罗德里戈·德·卡夫雷拉（Rodrigo de Cabrera）出版了关于哈布斯堡王朝与土耳其“十五年战争”（1591-1606年）的新闻小册子，很多内容仰赖意大利两名avvisi（《通告》，avvisi为avviso的变体，但其内容更接近Gazeetta）的新闻记者（novellanti）的报道。
由上述分析可以发现，15世纪活字印刷术发明前的信息世界，是以手抄为主要手段、由王权和教会控制的相对封闭的传播系统，书籍的生产和传播如此，作为“社交媒体”的私人新闻网络亦如此——无论是政治化的“社交新闻”传播网络、商业信息新闻网络，还是面向公众的“定制新闻”，都具有相对清晰的传播网络和边界，私人化特征突出，具有显著的封闭性特征。1450年，欧洲活字印刷技术的发明及其迅速扩散，在较短的时间内打破了此种局面。人文主义印刷商、公报新闻记者，以新社会行动者的姿态“闯入”了旧有传播系统，他们“发明”了“新闻纸”和“新闻小册子”，创制了面向普通民众、极具趣味性的大众新闻，在他们的同心戮力之下，私人社交网络中神秘的新闻传播活动，也终于逐渐走出封闭时空，早期近代新闻业由此萌发。
中国的情况与此相似，但又有不同。从时间上讲，中国现代新闻业的产生，是自西人在中国筹办报刊开始的。那个时期创办的报刊，如《中外新报》、《孖剌报》、《教会新闻》等，虽宗教、科学、历史等知识杂陈，但新闻始终是重要组成部分。当时的办报主体，除以传教士为主的西人外，也有游离出士人圈的中国读书人，这些“没有本钱、只有文化资本的部分文人，如果有与传教士接触的契机，转投向传教士的新式传播业即使不那么名正言顺，也是一条可行的道路”。作为报人，他们“收入相对微薄，工作生活状况极为艰难”，“身处社会边缘”，“社会地位低下”。由此可见，中国现代新闻业的出现与形成，虽比欧洲晚，但相似的是，它依然是在主导性的信息传播系统（官刻、坊刻、私刻等以及邸报）之外形成，其职业化与社会地位不高，和欧洲同行一样需要摆脱“边缘化”困境。
从结构化理论视角分析，中西方传播结构的变动颇有相似之处：15世纪前的欧洲和19世纪末之前的中国，传播结构有足够“韧性”，这种韧性，来自于传播活动中传播者的“习性”，后者使传播结构与传播者紧密联通；但新技术扩散、商业动力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使传播结构中产生了新的传播者，而他们终于有所作为，可以选择适当物质手段利用可掌控的技术条件开辟不同于以往“高度集控”的传播新空间，从社会的缝隙处集聚力量，突破以往权力关系的平衡，打破既有的封闭的传播系统，创制出一个与书籍圈迥异、“有限分散化”的近代早期新闻业。
如前文所述，近代早期新闻业的出现，使封闭的传播体系走向开放，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在当时的传播格局中占主导地位，事实上，在一百多年里，它基本上处于边缘地带。作为两种不同形态的传播活动，新闻业的出现并未给书籍圈以致命挑战，究其原因，恐怕主要是二者信息与知识的差异化。它的“闯入”，只是在根深蒂固的书籍传播的“圈里圈外”生产了一种不同形态的信息产品，同时形成了以新闻为生的传播群体和以各自目的接收新闻的受众群体，对书籍圈而言，新闻业还处在“初生”时的幼稚状态。其出现撕开了既有封闭传播系统的一个裂缝，为新传播格局的出现，提供了一种可能。它需要面对的是如何在既有传播体系中挣脱出来，如何在社会上立足，创出一条可以安身立命的生存路径来。从开放角度看，新闻自由委员会的报告指出，19世纪初之前的新闻业，门槛并不高：“任何有话要说的人，相对而言都不那么困难就能发表它。……一个熟练印刷工人只需要借上几美元就能自办印刷所，再雇佣一两个助手，就可以摇身一变成为发行人和主编。”事实上，边缘性与这种开放性有一定关系。任何人皆可参与，导致新闻业社会地位不高，职业化水平有限，这在当时新闻记者的社会地位上可见一斑：新闻业被看作没落文人的寄生场所，记者没有署名权，以“隐者”身份从事新闻报道。多数情况下，记者是遭人唾弃的工作。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说：“新闻工作者似乎属于一个贱民等级，‘社交界’总是根据他们中间品行最差者来评价他们。”无独有偶，晚清中国，记者地位同样不高。左宗棠就将新闻业看作“江浙无赖文人，以报馆主笔为之末路”，而“当时社会所谓优秀分子，大都醉心科举，无人肯从事于新闻事业”。随着新闻业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如何改变这种边缘地位与身份低下的窘迫状况，就成为从业者面临的重要议题。
现代新闻业的形成和维系，是结构化再生产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现代新闻业凭借诸结构性要素的建构，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走向中心的过程，是结构性要素不断确定、强化的过程；同时，新闻生产活动的展开，也是新闻业结构性要素不断得到再生产的过程。凭借这种循环往复，现代新闻业在传播格局中确立独一无二地位的同时，也逐渐走向“再封闭化”。
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认为，结构是“社会系统再生产过程中反复使用到的规则和资源”，它将“社会系统的时间和空间‘束集’在一起”；系统是“作为常规社会实践而得到组织的行动者或集体之间的再生产关系”。从这个角度看，结构存在于系统中，脱离了系统的结构是不存在的；系统中有结构，它的维系和再生产总是涉及结构要素。依此思路可以发现，近代早期新闻业之所以历三百年却始终处于边缘地位，原因在于它不具备维持持续再生产的结构性要素，行动者在信息传播的整体格局中，是边缘角色，远离社会权力中心，其新闻活动社会能见度不高，新闻纸的社会影响力有限，新闻小册子的生产更是随社会变动而时断时续，结构化的再生产无从谈起。现代新闻业要面对和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其自身的结构化再生产难题。
结构性要素是社会系统得以存续的前提条件，也是深处结构之中的行动者展开自身社会实践凭借的资源。对于现代新闻业而言，技术条件、职业观念和经济成效是维系其结构化再生产的基础性要素资源，直接决定了它能否形成相对独立的社会子系统，能否立足于社会发挥应有效力并长久存在下去。首先，从技术角度看，技术是置入信息传播中的必要构成要素，没有技术，信息传播无从谈起。传播的历史表明，信息传播的中心往往也是传播技术的兴盛之地。欧洲的出版业和近代早期新闻业的重要城市，如威尼斯、莱比锡、法兰克福、伦敦，同时也是造纸技术和印刷技术的佼佼者。19世纪以来，中国的新闻业之所以较早出现在香港、广州、上海等地，亦和这些城市汇聚了掌握现代印刷技术的众多人才密不可分。现代社会中，技术“在较大规模范围内运作”，“相应地给社会与自然带来了巨大影响”，技术“总是不停地运转，瓦解社会制度，破坏文化生活的稳定”，反观技术之于传统新闻业的作用，亦呈现如此特征，它既促动了传统新闻业的生成与发展，同时，新的技术的出现，又使传统新闻业面临前所未有之困境。其次，职业观念具有“规则”与“资源”的双重属性，当它与新闻教育、行业协会等职业性努力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它是结构规则的一部分；当它与新闻实践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则成为结构资源的重要构成要素。总体而言，职业理念与新闻行业的形成密不可分，也使新闻业的日常实践有章可循，维系着新闻业的结构化再生产。结构的再生产离不开行动者的实践，而行动者实践只有在职业观念的规范之下，才能使实践活动形成合力，将零散化的实践演变为持续的实践流程，使新闻传播最终成为一个行业，并“合法地”在社会中立足。最后，经济成效之所以被看作影响现代新闻业结构化再生产的重要指标，和现代社会的来临和市场机制的形成密不可分。16世纪以前的信息传播，其存续更多的时候依赖权贵阶层的“赞助与庇护”，在此之后的信息传播活动特别是新闻活动，逐渐由“赞助与庇护”演变为市场机制，经济成效由此成为判断现代新闻业结构性要素社会成效的指标，也最终决定它能否维系结构化再生产。
若将新闻业看作一种社会系统，新闻业的结构化生产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新闻活动的职业化。职业化使结构中的行动者成为结构化再生产的稳定力量，也使传播结构得以维系。结构一身担负二责，“兼具使动性和制约性”，这种使动性与行动者的“能动性”是联系在一起的，因结构内在于行动者中，行动者的能动使结构的使动性成为可能。但是这种“能动性”又非一般的“结合在一起的一系列孤立的行为，而是指连绵不断的行为流”。近代早期的新闻活动，之所以成效不彰，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其运作不能形成持续不断的“行动流”。从此角度讲，职业化就是使新闻业结构化生产能够具有能动性的重要环节。新闻业职业化的努力，需要制度作为保障，因为制度具有持久性，与行动者的“行为流”取向是一致的。现代新闻业有两项制度体现了其职业化的努力：一是新闻专业教育的实施。19世纪中叶后，美国多家大学纷纷设立新闻教育院系。在中国，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复旦大学、民治新闻专科学校等也于20世纪20年代设立了新闻系。第二是行业协会的建立。通过行业协会可以确立全行业共同遵循的职业伦理标准促进新闻业职业化。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行业协会还可以起到维护行业独立性并进行职业区隔的目的，为进入这一行业设置了必要的门槛，进入者需要认同行业协会确立的职业观念。新闻教育的开展和行业协会的设立为新闻业的职业化和结构化再生产奠定了制度基础。
职业化努力主导下的新闻教育的开展与行业协会的建立，其实是结构化再生产过程中规则确立的过程。如果说新闻职业性的诸多努力主要体现了“规则”特征的话，新闻观念、传播技术则是新闻业的结构化的资源要素。结构化理论中的资源可分为两类：一是权威性资源，“源于人类行动者活动的协调”；二是配置性资源，“出自对物质产品或物质世界各个方面的控制”。从技术角度看，现代新闻业发展史同时也是通讯技术发展史，每一项技术的出现与应用，都促进了新闻业社会影响力的提升，而后者反过来又进一步促成了新技术的持续出现，形成了绵延不绝的传播“技术簇”。但“技术簇”从来没有打破过新闻业相对封闭的生产循环，几乎每一次新闻业都可将技术纳入自身之中，控制了各项配置性资源，强化了新闻业的垄断地位。“真实性”、“客观性”、“中立性”、“公共性”等新闻观念则随着现代新闻业的演化逐步成为权威性资源。在社会建构论者看来，日常生活世界的“个人经验和历史经验都可以被客观化，并被保存和积累”，客观化积累之后的经验，经累积形成“社会知识库”；特别是，“共同的知识库中储存着角色扮演的某些标准。这些标准对社会的所有成员适用，或者起码对潜在的角色扮演者来讲是适用的”。这是一种显性知识，被行动者普遍接受并代代传承。另有一种隐性知识，是“行动者的意识无法直接觉察到”，但在实践中却又不可或缺。前述提及的种种新闻观念，通过新闻教育的实施、行业协会的规范以及新闻从业者的耳濡目染，或通过显性的传播方式，或通过默会的传递方式，成为从业者日常新闻实践中倚重的“共有知识库”，也为新闻业赢得公众信赖、获取社会支持、谋求社会地位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权威资源。总之，通过对“规则”和“资源”的结构化运作，新闻业实现了自身不断循环的再生产，同时也使得现代新闻业从此前近代早期新闻业的“有限分散化”的传播样态演变为“系统封闭式”的传播系统，它使此前可能存在的多种“传播缝隙”不复存在，成为一个排他性、职业性的传播体系。
信息传播格局的重组与传播实践中新“技术簇”出现有关。传播技术簇是不同形态传播技术的汇聚，新兴传播技术常常在既有传播技术的基础上不断革新、演变，以满足人类日渐增强与扩容的信息传播需要。新旧技术簇的分水岭是数字化传播技术。数字化技术之前的技术簇，带来的传播格局变化只是一种“量变”，渐次出现的各种“新技术”增量，如不断革新的印刷机和纸张加工技术，乃至广播电视领域的一系列技术变革，都没有使新闻业相对封闭性的状况得以改变。新出现的技术簇，以数字技术为基础。数字技术出现之后的传播实践与以往的传播活动有显著差异：一是传播技术革新速度明显加快，与之相应的媒介形态的更新加速。进入21世纪以来，每隔三五年就会有新的媒介形态出现，每一种新媒介的出现，都对传播实践带来全新的面貌。二是传播者传播地位出现重要调整。原本比较突出的“传-受”格局被打破，组织化大众传播机构中的传播者地位受到极大挑战，传统意义上的“受众”加入信息生产者、传播者的行列，搅动了信息传播既有格局。三是传播信息的剧增和传播样态的丰富化。数字化技术的使用，使信息的加工复制成本更为低廉、传播速度和传播空间都得到空前释放。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新技术簇的扩充，使信息传播出现视觉化转向，以往以文字为主的传播形态逐步演变为以图像、视频为主的传播形态，文字传播的重要性下降。对当代新闻业而言，以上数字化转向带来了新闻业的分流：首先是以大众化报业、新闻杂志、广播、电视等为主的传统新闻业；其次是凭借数字化技术迅速崛起的新新闻业。后者既有专门以传播新闻为职业的专业性的数字化新闻机构，如《赫芬顿邮报》、澎湃新闻等，也包含以“信息分发者”身份“闯入”传统新闻业地盘的社交媒体、信息平台等。
新新闻业的出现，改变了既有的新闻传播格局，封闭的传播体系被打破，以往传统新闻业可以轻松掌控的配置性资源被稀释并逐渐流失。如上所述，新新闻业背后是新技术簇支撑下层出不穷的新的媒介形态和媒介业态，传统新闻业固然可以尝试运用这些新技术、新媒介。但总体而言，传统新闻业与新新闻业各自拥有不同的媒介逻辑。首先，对于传统新闻业而言，它与生俱来的“大众传媒逻辑”使它重视新闻产品的生产，对于新技术、新媒介的使用总是落后一步，即使努力探索，也常常不得要领。中外传统新闻业转型过程中，虽有诸多新闻机构努力运用新技术并尝试媒介融合等以改变自身的窘境，但卓有成效者少，很多“百年老店”功亏一篑，被迫歇业，不能说与深入其骨髓的传媒中心观念毫无关系。其次，与传统新闻业明显不同，新新闻业遵循的是“新媒体法则”，开放性是其显著特征。列夫·马诺维奇（Lev Manovich）认为，新媒体的运作具有如下鲜明特征：（1）数字化呈现；（2）信息对象模块化；（3）“生产-传播”自动化；（4）多变性与流动性；（5）跨码性与转换性。上述新媒体的五个法则中，数字化呈现是基础，它为其他几个方面的实现提供了保障，模块化使媒体对象可以自由组合，实现不同格式的信息产品之间的转换，二者的组合运用又为信息对象的自动化的生产、传播和传播过程中信息对象的变化提供了便利。如果说传统新闻业遵循的是工业社会的大众传播逻辑，那么，新新闻业倡导的无疑是后工业社会中的“个性化”逻辑。特别重要的是，新媒体法则具有突出的开放性特征，它将用户纳入自身的运作过程中，这使信息对象得到空前扩充，其形态也前所未有的丰富。传统新闻业制作的新闻是一种标准化的信息产品，这在通讯社的新闻产品的生产与传播中尤为突出，而新新闻业会根据受众的不同喜好，制作不同形式的新闻进行推送。简而言之，媒体运作大致遵循两种不同逻辑，一种是“共性的”、“标准化”的逻辑，一种是“个性的”、“多元化”的逻辑。传统新闻业遵循的是前者，新新闻业倡导的是后者。
传统新闻业与新新闻业采用不同的媒介逻辑，二者的用户数量、市场空间和社会影响力正发生急剧变化，总体而言，传统新闻业的市场空间和社会影响力受到新新闻业的蚕食与遏制，以往的辉煌不复存在，新新闻业则“开疆裂土”，正在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正是因为出现这种传播格局的变化，以往投向传统新闻业的广告，现在纷纷转向新新闻业，国外如此，中国亦然。根据艾瑞咨询的调查数据，2018年，中国网络、电视、广播、报纸、杂志、户外等六大媒体广告总收入6527.7亿元，其中，网络广告收入4844亿元，占总收入的74%；传统四大媒体（电视、广播、报纸、杂志）广告及户外广告收入总计1683.7亿元。2019年，中国网络、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等五大媒体广告总收入7628.1亿元，其中，网络广告收入6464.3亿元，占总收入的84.7%，传统四大媒体（电视、广播、报纸、杂志）广告收入总计1163.8亿元。2020年，网络广告收入7665.9亿元，占总收入的89.9%，传统四大媒体（电视、广播、报纸、杂志）广告收入总计863.5亿元。由以上数据可以发现，这种“传统媒体弱、新兴媒体强”的广告格局已持续数年，未来还将进一步强化。广告收益是传统新闻业重要的经济来源，通过广告收益维系自身再生产也是它赖以生存的运营模式，如今面对新新闻业的夹击，传统新闻业的既有运营模式遭遇了空前危机。
新技术、用户、市场等配置性资源的流失，带来的是传统新闻业经济收益的急剧萎缩，而与经济收益恶化相伴而生的是其运营模式遭遇的空前挑战，由此，配置性资源的贫乏对传统新闻业的结构化再生产造成致命打击。与之相关，现代新闻业得以形成、赖以生存的诸新闻观念等权威性资源也在此过程中大大“弱化”。社会系统的结构化生产，至为关键的是处置好结构和行动者之间的关系，能够实现结构对行动者有一定约束力，同时行动者亦对结构的存续有促动作用。从这个角度看，作为结构性要素重要一方的权威性资源恰恰能够在结构与行动者之间起到联结与中介的作用。对于传统新闻业而言，它通过设立专业教育、行业协会等一系列制度化的机制，将符合传统新闻业运作的新闻观念浸入新闻从业者的内心之中，这就是结构性要素“外在性的内化”；与此同时，新闻从业者在日常的新闻实践中，将所接受的新闻观念运用于日常新闻实践之中，使之成为自身新闻活动的规范，这就是结构性要素“内在性的外化”。传统新闻业中，无论是新闻组织机构，还是新闻从业者个体，无不将新闻观念作为权威性资源给予看待。在他们看来，这些观念无疑是传统新闻业极具权威性的象征性符号与象征性资源，它们预示着新闻机构和新闻从业者是值得信赖的。20世纪90年代，泽利泽关于新闻记者角色（“目击者”、“叙事代表”、“调查者”、“解释者”）的论述，以及21世纪以来国内研究者对中国新闻业的“集体怀旧”的分析，都表明新闻从业者是共享关键性公共事件话语和集体解释的“诠释者群体”，于是，作为权威性资源新闻观念代代相传，成为传统新闻业的组织机构和新闻从业者共同维系的结构性要素，促使传统新闻业的结构化生产处于良性循环状态。
但是，“传统机构的力量所在，同时也是他们的弱点所在。他们将所有的知识者聚在一起，但是没有几个人能够进入”，传统新闻业恰恰是这样的“传统机构”。此种持续近两百年的新闻传播样态，因数字化技术的兴起而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客观讲，传统新闻业并非在数字化技术面前置若罔闻，直至目前依然在想方设法融入数字化潮流之中。但长久以来形成的相对固化的封闭式思维惯性不仅未曾得到明显改观，相反，在与新近崛起的互联网、技术平台、社交媒体等新新闻业的竞争中，为了短期利益，还或多或少放弃了使之得以安身立命本应坚守的新闻观念等权威性资源。原本以“真实性”、“客观性”、“平衡性”等为指针的新闻专业理念在新新闻业的“闯入”后明显松动。一方面，新新闻业的社交媒体、技术平台和互联网企业，与以生产、传播新闻为主的传统新闻业差异明显——它们往往自称技术企业而非新闻内容提供商，新闻产品在其所有信息产品构成中，往往只占很少份额；即使是新闻产品，其“生产-传播者”亦非传统新闻业中的专业新闻从业者，相当一部分人是既无新闻从业资质也缺乏职业新闻观念的社会民众。也因此，他们所生产——传播的新闻，常常迎合社会情绪和潮流，而不关注所呈现新闻的品质。换言之，新新闻业中各类信息充斥其间，“新闻观念丛”在其运作过程中作用甚微，其主导性传播观念是“流量优先”。有研究表明，在算法推荐的新闻中，用户最看重趣味性，其次是重要性和接近性，传统新闻业最重视的真实性反最不被看重，这种新闻消费倾向，或许尚不能代表公众接收新闻信息的整体面貌和全球范围内所有社交媒体、技术平台等新式传播机构的技术战略与行为动向，但新新闻业的算法导向以及上述情况的存在，无疑在较大程度上稀释了传统新闻业的高品质新闻。另一方面，在新新闻业的强势登场和“压迫”之下，传统新闻业的从业者为了追求市场效应，也一定程度上放弃了专业操守和传统新闻观念。可以说，新新闻业的高压竞争态势与传统新闻业在专业操守方面的自动退缩，使传统新闻机构面临严峻的生存困境，恶化了新闻业态。对传统新闻业而言，理想的运行状态是借助“新闻观念丛”进行日常新闻实践，并在持续不断的新闻再生产中强化和维系“新闻观念丛”。可当下的状况是，“外在的内在化”这种曾经构成传统新闻业结构化再生产的结构化特征，已岌岌可危，继而“内在的外在化”的实践也遭遇挫折——传统新闻业对配置性资源的掌控权力逐步弱化，遭遇“结构化危机”，这正是传统新闻业危机的本质所在。
现代新闻业本来就是既有传播格局中的“闯入者”，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凭借诸多结构性规则与资源的建构与使用，成为信息传播格局中举足轻重的“封闭性传播系统”。21世纪以来，新技术簇引发的新新闻业成为新的“闯入者”，对传统新闻业带来挑战。
中国现代新闻业的兴起与发展，与欧美新闻业有不小差异，这种差异，既有历史语境方面的不同，也有政策环境方面的分殊。但从信息传播结构的演变层面看，中外新闻业的发展，大致都经过了从“闯入者”到“封闭传播系统”的演变。在此过程中，技术、经济、观念以及三者之间复杂的组合，确实是引发这种变动的关键要素，但在这些要素背后，起关键性作用的是传播结构的变动及新闻业“结构化再生产”的消长。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新闻业的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全球新闻业有一种“趋同”的发展态势。除却政治方面的差异之外，我们依然能够看到全球媒体以及全球新闻业正在被“趋同的力量”推动着。从这个角度看，各国新闻业差异化之外，全球新闻业所面临的“危机”似乎也更具“趋同”的色彩。
传播技术的革新，特别是近二十年来，数字传播技术的广泛介入，传统新闻业的“封闭系统”不断被新的“闯入者”突破，稳态的传播结构已被无情解构，结构化再生产遭遇空前危机，新闻业各要素、各环节以及新闻系统内与社会诸系统之间的关系变得日益复杂并充满不确定性，新闻业正在急速进入与以往差异极大的新形态。换言之，传统新闻业的危机，是以往相对稳固的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出现松动甚至是急剧弱化的表现，也是社会不断重新联结与快速重组的必然结果。从历史经验看，这增加了当代新闻业尤其是传统新闻业发展的不确定性，但未必是绝对的危机。表面的危机之下，传统新闻业的权威性资源（新闻观念丛）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与新新闻业相比处于弱势地位的配置性资源（用户、技术革新与市场）也并非全无拓展空间。几个世纪前，近代早期新闻业闯入书籍圈，未能撼动其在传播结构中地位的事实，也进一步启发我们，保持自身历史形成的结构性要素优势，是应对“陌生人”闯入和维系结构化再生产活力的关键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