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本质上是知识的生产。尽管学术界对知识有不同的定义或标准，但它是人类社会在当时的认知水平下，就某个学科的规律或事实达成的共识。而对科学或自然科学规律的探索，其核心工作就是寻找各类现象之间的相关性乃至因果关系。或者说，任何学术知识的生产过程，其本质都是在坚实的证据基础上，形成有内在逻辑的分析框架，并由此衍生和提炼出各个社会学科的理论或规律。因此，因果推导就成为学术研究过程中的核心环节和关键技能。但在运用这一学术研究的核心技能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三个可能存在的问题。
作为“拼图”工作的学术研究，需要在史料提供的片段之间建立相关性的联系、甚至是因果关系。理性模式是社会科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理论模型，也是诸多学科在逻辑反推时最常用的指导理论。它的基本特征是，行为主体在决策时能获得充足的决策信息，对各个备选方案进行对比，从而选择或整合出一套利益最大化的政策方案，并严密掌控和推进政策执行进程。
但随着近年来学术研究的进步和社会科学领域案例研究的深入和极大丰富，这一理论模式在某些方面受到挑战。理性模式只适用于解释长期和持续的政策。在常规决策环境中，决策者因为人类能力的限制、环境要素的不确定性、时间成本的限制，很难迅速获得充足而准确的信息；行为主体既无法罗列所有可能的备选方案，也无法充分预判备选方案的利弊。所以理性决策只能在长期而持续的进程中，由决策者逐步完善决策信息、不断修订政策方案来实现。
过分推崇理性模式反映了社会科学研究近些年来出现的一个极具风险的趋势，即意图广泛而大量地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进行研究，并由此产生了两个相伴而生的问题。一个是将学科理论的建构推向极端：在没有吸收扎实证据的前提下，单纯或凭空构筑理论。另一个是，诸多学科在研究过程中借鉴的自然科学理论过于陈旧，大多停留在 17、18 世纪的科学方法，尚未重视和吸纳当代的自然科学理论所包含的不确定性、模糊性和偶然性等要素。理论是基于事实的总结，克服理性依赖的方法在于坚持先有事实发掘后有理论总结的工作顺序。
任何社会事务尤其是公共事务或政策都伴随着宣传的环节，宣传的称呼存在国别差异，但本质目的都是为了使政策获得政治性的认同。为此，宣传环节特别重视展望和强调政策的结果、意义，它们围绕决策意图而展开。宣传包含和隐含了决策意图，却不是简单地等同于决策意图。这意味着，研究者需要经常借助宣传类史料来间接透视、反推决策意图，但也极易混淆能体现决策意图的史料和宣传类史料，从而将宣传等同于决策意图。
决策意图与宣传在政策流程中的差异，是辨别二者的重要依据。一是，决策者的互动对象存在差异，决策意图主要出现在决策者之间，和决策者与顾问之间的互动、磋商过程中；而宣传则体现在决策层与下级部门、公众和外宾的互动过程中。二是，二者存在时间差，决策意图出现在决策方案的规划与抉择环节；而宣传方案的制定则在决策方案酝酿与选择的环节之后，甚至出现在政策执行之后的政策评估环节。政策通常会产生意料之外的收益和意义，它们会成为宣传的组成部分，但与决策意图却是截然不同的。研究者要辨析时间和对象的差异，需要详细展现决策环节的每一项流程，呈现完整的事件进程或面貌。为此，可以借鉴政策分析领域“政策过程途径”的视角，按时间顺序将决策环节划分为政策议程和政策制定。政策议程包括议题/问题的界定、情报的收集与汇总、决策的触发；政策制定包括谋划备选方案、比较和抉择方案、方案的合法化等环节。细密的环节划分是为制造出“填空作业”式的操作流程，提示研究者在细节中辨析时间的差异、互动对象的不同。只有借此建立起对决策流程的正确认识，才能防止误用和误判研究材料。
研究者需要明确，学术研究中所追求的因果关系，是一种极为难得的研究结果。这是由两方面的原因导致的。一方面，学者在学术研究中利用的各种研究素材实际上是信息的“碎片”，由此支撑起来的是一个片面的景象。另一方面，因果关系有着严苛的前提条件，并且只是众多逻辑关系当中的一个分支，并不构成事物之间关系的主要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讲，学术研究实际上是借助研究材料反推、还原研究对象的面貌，本质上只是某个时空的片段。因此，学术研究绝不可停留在清晰和准确的叙事层次，还需要研究者根据当时的认知能力，和记ag以相对合理、可以自洽的逻辑，排布这些历史片段，使之形成内在逻辑关系。甚至在材料欠缺的情况下，研究者可能还需要放弃构建因果关系的表述，而更多地尝试构建相关性的关系。
接受相关性联系而非因果联系，是对研究对象碎片化特性的如实描述。行业惯例、行政学原理、社会学原理、心理学原理、法律等领域的专业知识，有助于研究者发现事件进程中的片段间隙，防止以非专业视角强行构建逻辑关系。研究对象的性格、决策兴趣、知识存量和经验、决策频率等议题，也需要形成专门的研究与知识储备，由此才能甄别政策究竟是决策者的本意，还是职能部门具体执行的结果。政策存在多种生成路径，既可以是决策者的精心谋划与选择，也可能是决策者无暇兼顾时，其他层级积极参与和主导的结果。决策者的简单批示、首肯与精心谋划涉及截然不同的政策活动和参与度，不可将其他层级的政策方案或执行行为臆想成决策者的动机。
最为重要的是，研究者要秉持开放的学术品格，既能包容、借鉴不同的学科方法与学术观点，也要敢于不断调整、修订自己研究成果中的分析框架和结论。所谓虚怀若谷，即是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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