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对“人民法院案例库”中有关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案件裁判要旨进行汇总梳理，供读者参考借鉴。
裁判要点：居民身份证信息包含自然人姓名、人脸识别信息、身份号码、户籍地址等多种个人信息，属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其他可能影响人身、财产安全的公民个人信息”。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居民身份证信息，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第一款规定，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和记官网
裁判要点：1.违反国家有关规定，购买已注册但未使用的微信账号等社交媒体账号，通过具有智能群发、添加好友、建立讨论群组等功能的营销软件，非法制作带有公民个人信息可用于社交活动的微信账号等社交媒体账号出售、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行为，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2.未经公民本人同意，或未具备具有法律授权等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的理由，通过购买、收受、交换等方式获取在一定范围内已公开的公民个人信息进行非法利用，改变了公民公开个人信息的范围、目的和用途，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合理处理，属于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第三款规定的“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行为，情节严重的，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裁判要旨：向不特定多数人发布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符合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规定的，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司法实践中，对通过“人肉搜索”“开盒”等方式，在网络上非法曝光他人隐私、发布公民个人信息等网络暴力行为，可以依法适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规定。
裁判要旨：1.非法买卖公民个人信息，属于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规定的“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出售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应当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论处。
2.网购订单信息与财产安全直接相关，属于敏感信息的范畴，可以归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7〕10号）第五条规定的“交易信息”。
裁判要旨：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通过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对被告人实施刑事和民事双重制裁，更有利于实现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
裁判要旨：1.非法购买公民个人信息出售牟利，属于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规定的“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出售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应当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论处。
裁判要旨：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对于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数量庞大的，应当进行查重处理，对重复部分予以扣减，并据此定罪量刑。
裁判要旨：《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六条规定:“处理个人信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为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二)合理处理该自然人自行公开的或者其他已经合法公开的信息,但是该自然人明确拒绝或者处理该信息侵害其重大利益的除外……”(《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十三条、第二十七条有类似规定)据此,对公开的个人信息的合理处理可以推定自然人概括同意,即除了“该自然人明确拒绝或者处理该信息侵害其重大利益的”情形外,不需要通知和征得该自然人或者其监护人同意。故而，对于自行公开的或者其他已经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后出售、提供的行为，一般不宜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论处。本案虽然系2019年作出的判决,但所把握的精神与《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对公开信息的相关规定是一致的。
裁判要旨：公民个人信息是动态且高度依赖于具体场景的，仅机械适用“概括＋列举”方式静态类型化识别并不符合实际，故必须结合个案情况进行动态认定，即应结合具体案件因素对信息来源、去处、种类、价值以及其与人身权、财产权的紧密程度等综合加以判定。对于侵犯了单一信息如电话号码、购物信息等的，应当判断该信息是否关联人身利益与财产利益，对案涉信息进行限缩解释，从而避免无限递归下的动辄得咎。对于具有较高识别能力的个人和企业，应当根据其客观能力、义务范围等综合判定其对信息的可识别性。因此，对公民个人信息除以可识别性作为本质认定标准外，还应当综合考虑行为人的行为方式及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种类、数量、危害后果、识别能力等因素，对案涉信息进行动态识别。
裁判要旨：1.房产信息是否属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中的财产信息不应一概而论。判断房产信息是否属于本罪中的财产信息，关键在于该信息是否直接涉及公民个人人身财产安全。
2.判断涉案房产信息是否属于“财产信息”的范畴，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以信息流向作为信息类型归属的重要判断因素。涉案房产信息被房屋中介公司、装修公司工作人员购买，用于业务推广的，通常不会影响人身财产安全，一般不宜认定为财产信息。
裁判要旨：1.行踪轨迹信息能够实时反映相关人员的轨迹状况，与人身安全直接相关，系高度敏感信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7〕10号）第五条将入罪标准设置为“五十条以上”，升档量刑标准设置为“五百条以上”。
2.对于行踪轨迹信息的认定，原则上只宜理解为GPS定位信息、车辆轨迹信息等可以直接定位特定自然人具体坐标的信息。本案所涉及的通过车载GPS定位器获取的定位信息，应当纳入行踪轨迹信息的范畴。
3.行踪轨迹信息不等于涉及轨迹的信息，而应当理解为涉及轨迹的实时信息。广义上而言，涉及轨迹的信息范围较宽，诸如火车票信息、机票信息等相关轨迹信息并非实时信息，故应当排除在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之外。与之不同，本案所涉车辆定位信息则均属于实时信息的范畴，应当认定为行踪轨迹信息。
裁判要旨：1.财产信息与财产安全直接相关，系高度敏感信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7〕10号）第五条将入罪标准设置为“五十条以上”，升档量刑标准设置为“五百条以上”。
2.房产信息是否属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中的财产信息不应一概而论。判断房产信息是否属于本罪中的财产信息，关键在于该信息是否直接涉及公民个人人身财产安全。“公民个人房屋权籍调查信息”直接来源于银行房屋信息系统，属于直接反映财产状况的信息，涉及财产安全，可以纳入“财产信息”的范畴。
3.判断涉案信息是否属于“财产信息”的范畴，可以结合信息获取渠道和交易价格考量。司法实践中，作为佐证，可以将信息交易价格作为敏感信息判断的辅助因素。通常而言，敏感信息、特别是高度敏感信息的交易价格要远远高于一般公民个人信息。
裁判要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公民个人信息”的认定，应当强调身份的可识别性以及与人身、财产法益的关联性，判断是否具备形式的可识别性、内容的隐私性、来源的不公开性、性质的敏感性等四项特征。对于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违法所得5万元以上的，除为合法经营活动非法购买、收受外，应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
裁判要旨：1.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民事主体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不影响承担民事责任。因此，追缴违法所得和公益损害赔偿可以并存。
2.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行为人侵犯了不特定公民的信息权益，可以按照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九条的规定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并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八条、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确定损害赔偿的数额。被告人违法所得数额是从犯罪中获得的收益，依据实际查明的获利数额进行追缴。如果实际损失数额能够查清，可以依据实际损失来认定。如果实际损失或者获利数额都无法查清，法院可以视情况酌定损害赔偿的数额。
裁判要旨：1.检察机关就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行为能否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问题。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可能造成不特定社会公众的个人信息更广泛地泄露和传播，滋生电信网络诈骗、“套路贷”等下游犯罪，进而威胁公众人身、财产安全，侵害了公共利益。保护公民个人信息事关不特定公众群体的切身利益，具有公益属性。检察机关在起诉实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被告人时，可同时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符合国家对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价值取向，弥补了个人信息保护私益诉讼的不足。
2.同时科处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是否竞合的问题。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本质目的均为保护法益，但二者保护的法益并不相同，刑事责任是对违法行为人的惩罚和制裁，民事责任是对受害人所受损害的补救。二者内在逻辑存在本质区别，功能、性质均不相同，不存在冲突，相互不能被吸收，更无法替代。通过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人除应承担刑事责任外，还应承担赔偿损失、向公众赔礼道歉、消除危险等民事责任。对被告人实施刑事和民事双重制裁，形成追责合力，更有利于实现对违法行为的预防和对公益的全面保护。
裁判要旨：“套路贷”案件中，认定财务人员将逾期借款人名单移交给催收人员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共犯，应当综合考虑被告人的具体犯意内容、收益情况、参与共同犯罪的意思联络等情节，如财务人员与催收人员认识因素和犯罪目标不一致，犯意联络不明显，犯罪所得利益没有共享，可以不认定财务人员构成敲诈勒索罪的共犯。
裁判要旨：公民个人电子信息通常表现为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违反国家规定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或者采用其他技术手段，获取该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个人信息，同时符合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与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两个犯罪构成，但由于只有一个犯罪行为，属于刑法中的想象竞合犯，应当从一重罪处断；两罪法定刑相同时，可以按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定罪处罚。
裁判要旨：行为人利用信息网络，诱骗他人点击虚假链接，通过预先设置的程序窃取他人财物的，应当以盗窃罪定罪处罚。对既采取“秘密窃取手段”又采取“欺骗手段”非法占有财物行为的定性，应从行为人采取主要手段和被害人有无处分财物意识方面区分盗窃与诈骗。如果行为人获取财物时起决定性作用的手段是“秘密窃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只是为了转移被害人注意力或使被害人无法察觉，是为盗窃创造条件或作掩护，被害人也没有自愿交付财物的，就应当认定为盗窃；如果行为人获取财物时起决定性作用的手段是“诈骗”，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而自愿交付财物，“盗窃行为”只是辅助手段的，就应当认定为诈骗。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
